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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沈岳焕那支写表白信的笔

浏览次数:52 时间:2020-03-30

宗和先生是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终身站讲台,其在校园以外的知名度不及他的四个姐姐(“合肥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其实他在许多方面同样优秀,毫不逊色。

前段时间听说沈虎雏先生把沈从文的一批珍贵用品捐了,捐给了湖南吉首大学。查新闻只有寥寥几条报道,2016年冬,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先生向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捐赠55件物品,其中包括沈从文生前的生活用品、书房用品、书法作品等,整个活动简朴而低调,有偶尔到场的记者问虎雏先生为什么会捐赠到此地时,他说:“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依旧是沈氏低调的家风。我特别关注的是这次捐赠的物品中是否有沈从文生前曾用过的钢笔,因为前段时间偶然在张家后人处见到了一支老钢笔,它的主人正是沈从文,而且这支笔的背后还颇有一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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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恋爱时期,张家大弟张宗和可谓见证人之一,懂事早,又喜欢文学,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浪漫情节”。沈从文对于这个大舅子也很欣赏,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喜欢写点小说、散文,还会唱昆曲,后来又因为爱好书法常与沈从文探讨此道。爱屋及乌,志同道合,应该说沈从文格外看好这位高材生。早期在北京时,沈从文曾因为张宗和带着一帮朋友爱看戏作当面批评,并且没收了看戏的票钱就手给了一位上门来借钱的穷学生。后来在“文革”时期,沈从文还有大量的书信写给张宗和,交流心得的同时还劝说张宗和放下练书法的积极,要踏踏实实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良苦用心可见。要知道张宗和虽然身处西南边陲,却也没能在“文革”中幸免,他于1977年因病去世,留下的遗物中就有这支钢笔。

抗战胜利后,张家孩子齐聚上海大团圆,前排从左依次为张充和、张允和、张元和、张兆和。后排从左依次为张宁和、张宇和、张寅和、张宗和、张定和、张寰和。

张宗和的小女儿在整理父亲日记时读到一条信息,大致意思是他在北平上大学时与三姐兆和住一起,沈从文有一天来找三姐时见到宗和,就很神秘地说送给他一件大礼。什么大礼呢? 钢笔。美国造,金质笔头、设计新式……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沈从文对他说我用这支笔给你三姐写了八十封书信。当然,这支笔也伴着沈从文并忠实地记录出他的文学作品。张宗和当然知道这支笔的珍贵,后来辗转多地,历经战争,始终都珍藏着。直到1947年张宗和来到贵州大学执教,在贵阳街头巧遇好友朱小春。朱小春是个外科医生,其妻何云生与张宗和夫人刘文思是医校的同学,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朱小春夫妇逃难到贵阳,生活窘迫,就在贵阳开设私人诊所为生,张宗和常来看他,见他连支像样的笔都没有,就把伴随他十多年的那支笔转送给朱小春。于是,这支笔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它所书写的都是一张张药方子。后来,朱小春成为贵州毕节专区医院院长,何云生为该院妇产科主任,两家仍是友好世交。朱小春去世后,朱家人主动寻到张家,把那支笔还了回来。此时,张宗和也已经离世多年。

我不是宗和先生的学生,我妻龚兴群与宗和先生的大女儿以靖是从小的邻居玩伴,是自小学到初中的同窗好友。两家父亲是老贵大的同事,是通家之好,以靖又是我低班的学友。我就是以这个身份与宗和先生结识的,跟着妻子叫宗和夫妇“张伯伯”“张伯母”,与宗和先生建立了一种介乎长辈与忘年友之间的关系。进出宗和先生家的年轻人不少,有三个女儿的同学朋友、校园里的后辈等等,年轻人来访时,宗和先生就坐在他们中间,笑眯眯地听他们胡说八道,偶尔用年轻人青涩的词汇与他们对话。有时他心情不佳或精神不济,就会提议:“张以,请你们到里面房去说好不好?”宽厚、和蔼、幽默,似乎是合肥张家的家族基因。

张宗和去世后,骨灰并未下葬,一直等到前年其夫人刘文思去世后,才得以合葬在安静而美丽的花溪山下。张宗和的小女以 (立民) 女士在整理张宗和日记时才得知这支笔的来历。这支笔是什么牌子呢? 在笔帽和笔尖上都镌刻着英文,“Eversharp”,查资料一般翻译为“永锋”,来自美国的百年品牌。显然它不像派克、万宝龙、百利金、毕加索等那样有名,但这家公司历史源远流长,经过合并之后成为“威尔·永锋 (Wahl Eversharp)”品牌继续占据一线钢笔市场。查沈从文这款钢笔,笔身不是金属质地,而是橡胶,因此稍显暗淡。根据永锋资料显示,最初,这家笔厂的笔杆主要是以硬橡胶为原料,手感好,易加工,只是时间久了会失去光泽。笔尖设计有一滴水状刻纹,并注明为“14k”,如今依旧是金黄闪闪的。笔帽则有一圈竖纹,金色与红色相间,上下各有一道金黄色的金属封箍,使它看起来既时尚又很结实,而且擦拭过后依然富有光泽,以致看起来与暗淡的笔杆不相匹配。张宗和小女还怀疑不是原配,后经查询发现,的确是原配,而且网上还有此种式样的旧笔销售,开价数千元。

我是1962年春夏之际第一次拜访宗和先生的,但早几年就已经知道沈从文是他姐夫,他家里有包括沈从文、徐迟、卞之琳在内的许多大作家的老照片。我最初就是抱着看大作家的照片的想法而去造访的。我在学校图书室已经读过沈从文早先出版的多种小说集,读过徐迟从香港回到重庆看话剧《屈原》后彻夜难眠而写给郭沫若的长信,也读过卞之琳的诗,对这些大作家满怀崇拜之忱。但因怯场,虽然妻子一再说张伯伯“好玩得很”,我还是一再犹豫,未敢造访。

这支旧笔被找出来后,不少知情人跑到张家看稀奇,说要亲自摸摸这支笔,沾沾文豪的灵气,这话当然是开玩笑的口气。记得台湾花莲的修笔老师傅赖义山先生曾经说过钢笔字有别于其他笔种的字,是鲜活的,是有了灵魂的。他同时还强调,“好钢笔跟品牌、价格无关,更没有报废这两个字;保养钢笔在于天天勤写。”据说永锋品牌合并后至今正好是一百年,张以 (立民) 说,想想真是有意思,这支笔前后被作家和医生长期用过,一个是医治人们灵魂的,一个是医治人们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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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想对以 (立民) 说,你应该接着写下去,多写点他们那一代的故事,让这支笔的故事继续下去。

沈从文和张宗和那时张家住学校安排给教授住的小平房,每栋房住四家,中间隔断,各自出入。与张家紧邻的是项英杰教授,他的夫人孙毓秀是我的历史老师。于是,有一次我趁拜访孙老师的时机正好同时拜访了张宗和先生。

初访的细节记不清了。闲谈中,宗和先生说起当时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他对《红岩》评价不是很高,觉得它没有写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是这部小说倒是引起了他要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而且已经动笔。他每天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写到上班,已写出两万余字来了。那时我正是“文学青年”,天天听的是“文以载道”的导向,对《红岩》这样的鸿篇巨制当然佩服之至,但也不满足,觉得它的语言缺乏风格,没有笔调。我读《青春之歌》,也是这个感觉。我喜欢《红旗谱》,内容厚重,语言也不错,不是学生腔或文艺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怎么说”和“说什么”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我喜欢语言风格有个性、有笔调的作家,小说没有笔调,好比只供白饭没有菜,更没有酒。那么,张宗和先生写出来的抗战小说,会是一种什么味道?我当然很感兴趣。

但不久他就因为严重的神经衰弱而不得不搁笔了,并且需要到息烽温泉去疗养。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后来以给我读过,三万来字,自传性很强,人物众多,写得很细致生动。我在张家姐妹续编的家庭刊物《水》中,读过宗和先生中学时代的日记,他把日常生活叙述得非常亲切生动,有着写长篇小说的好笔调。写自传性小说会引起无穷无尽的回忆,思绪会像洪水决堤一样不听控制,他肯定睡不好觉。加之凌晨起来爬格子,年富力强者也难坚持,何况宗和先生早已因历次政治运动的刺激而留下神经衰弱的症候。已写成的部分,叙述主人公在抗日战争初期辗转旅途的种种遭遇和交会的旧雨新知,体现了广阔多彩的社会生活视野。大器未竟,太可惜了!

趁我们闲聊,兴群和以靖从内室捧来一叠老相册。于是我看到了沈从文、徐迟、卞之琳的老照片,看到了张门济济一堂的全家福。宗和先生的三弟定和,我也不陌生。宗和提起定和先生在重庆参加话剧运动,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谱过曲,我就哼出来:“在昔有豫让,本是侠义儿。” 我还能唱定和先生的另一首歌:“白云飘,青烟绕,绿林的深处是我家!小桥啊!流水呀!梦里的家园路迢迢啊……” 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听大姐唱,听会的,我这两下子很让宗和先生高兴。以靖则大讲长辈们的逸闻趣事。例如沈先生家里有一次闹贼,他爬起来顺手抄了件家伙冲出去助威,等到贼去人散,才发现手里抄的是一把牙刷……此类家庭典故,层出不穷,多数“幽他一默”类型,业绩成就之类是不谈的。记得宗和先生还说到徐迟年轻时写现代诗,把数学方程式写进诗句里。相册中宗和先生和四姐充和在北平时合影很多,看得出姐弟俩感情特别深厚。我们起身告辞时,兴群开口借《秋灯忆语》,宗和先生说那没有什么看头,兴群说最喜欢看,于是他就叫以靖找出来。其实这正是兴群此次来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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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灯忆语》

《秋灯忆语》是宗和先生悼念亡妻孙凤竹女士的回忆录,开笔于1944年11月,写竟于1945年5月,在立煌印刷,土色草纸,墨色不匀,字迹模糊,是标准的“抗战版”,因印量少,该书到此时已成孤本。我妻子读过多次,一再念叨,定要让我也能读到。我带回家读了,果然感动至极。《秋灯忆语》以质朴蕴藉的笔调,记叙了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战乱时代,一对年轻人相爱偕行、相濡以沫,却天人永隔的凄美故事,真如秋雨青灯,娓娓竟夜,堪与巴金的《寒夜》相比。“文革”期间,以靖生恐这一孤本损失,曾托我秘藏过几年。2000年,宗和先生的小女儿以,由于偶然的机缘与香港胡志伟先生相识通信,胡先生知道这部旧作后,力荐在《香港笔会》上全文连载。这时距宗和先生去世已是二十三年,孙凤竹夫人去世更已五十六年了。

从那次拜访开始,我们就三天两头地去宗和先生家玩上大半天,定要就着矮圆桌吃了晚饭才告辞。两位老人很愿意看到我们,叫我是“喝茶的朋友”,宗和先生沏好茶待我;叫兴群是“吃辣椒的朋友”,伯母做辣味的菜待她,碰上季节,还给做费工夫的荸荠圆子之类的特色菜。吃饭时,我会陪宗和先生喝一点酒,竹叶青、汾酒、五加皮之类。有一次,他说只有金奖白兰地了,就喝它吧。我没喝过,正好尝尝新鲜,一喝怪怪的,宗和先生也不喜欢喝。

回想起来,这应当是宗和先生心情比较宁静、烦恼比较少的一段日子,因为这段时期正好是两次政治运动的间隙,“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刚结束,元气尚待恢复,稍稍放松了的政治之弦还没有重新拧紧。

有一次兴群打趣张伯伯,说小时候看他与贵大学生一起演《红鸾喜》,那么胖的一个穷书生,还差点饿死,拜堂时还在脖子上骑一条红裤子,把贵大子弟小学的学生们差点笑死。宗和先生认真地说,上台之前节食一周,当天还不吃晚饭,临了站在台上,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没有办法。但是在1961年以靖从都匀回贵阳来生孩子时拍的一张全家福中,他却瘦成了另一个人,看去老了十多岁。

张家姐妹兄弟酷爱昆曲,相册中有许多演出照片。1963年1月,尚小云来筑演出和讲学收徒,宗和先生以京华故人身份,与他欢晤,又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省报上。内行说话当然精当到位,尚先生看了非常高兴。有一次我们去看宗和先生,伯母说他在礼堂教学生,我们就赶去看热闹,见他正在为省京剧团的张佩箴说《断桥》。前些年偶遇张佩箴,我提及此事。她说自己当年除了到省艺术学校听张先生的艺术史课,还每周去请张先生亲授,演员们都很尊敬张先生,说他是大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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